然而过了一段时间，孟子从邹国来到任国，回拜了季任，从平陆到临淄时，却一直没有回拜储子。
鉴于有学者指出笔者1998年的论文没有把良知即是易加以深入的哲学分析，所以此文从意本论的角度，从文（文本）与悟（境界）两方面深入研讨良知与易的关系。如此看来，良知是天地运行的第一因和本体，既与物一同变化，又不随事物的变化而改变。
如此先验的境界，如果只是拘泥于文本表达、刻意研究文辞，那么无论如何比拟与模仿，也只是成为所谓的本心随着《法华经》转，而不是转法华了。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，斋戒以神明其德也。如此一来，良知就因齐天而虚到极致，好像什么都不存在一样，完全超越经验，是非存在意义上的超验存在。王阳明易学思想的文本内容不多，相关论文对文本的运用重复率较高，虽然学者们对王阳明易学思想文本的解读角度各不相同，但都离不开文（文本）与悟（境界）两方面。即体而言，用在体，即用而言，体在用：是谓体用一源。
正是因为这种绝处逢生、苦中作乐的境界，心学才能穿过后来历史上多次的禁绝[11]，而薪火相传，不断发扬光大。所以，阳明强调悟透良知的境界，其实要用意通天，去领会万化的良知，而不是让起心动念被万化牵绊。第三是做到逻辑与历史的一致。
三、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 一旦涉及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问题，便离不开理解与批判、继承与原创、传统与现实等关系问题。中国哲学曾成功地消化、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教，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，如台、贤、禅等，这些佛教宗派对东亚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，同时又继续与中国本土哲学与文化相结合，形成宋元明清时期的主流精神形态——道学（或称理学）。人对真美之境之体验，则为直接开拓上述之精神之空间，以成就尽性立命之道德实践者。中西人文主义是两种不同类型，中国是内在人文主义，西方是外在人文主义。
问题意识在哲学史上常常转化为命题、词语、范畴（乃至范畴系统）、思维方式，成为一定的范式。孔门宓子贱、漆雕开、公孙尼子都主张性有善有恶。
问题意识是推动研究的关键。有深刻的同情之了解才能做好哲学思想史研究。（参见郭齐勇，第10-19页）从本文第一部分的讨论来看，不同时空中国人的问题与问题意识的确有其不同，中国哲学的整体特色与这些问题与问题意识有关。孔子没有正面回答此问题，只是提示：执礼宁简毋繁，宁重内容、毋重形式。
古代经典大都是启发式的，思想家的提问方式、问题意识都有所不同。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发生、发展的历史，但绝不是孤绝、封闭的。事实上，中国哲学早已走出国门，与外域不同民族的哲学相辅相成，并育而不相害。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，我们将中国哲学史分为创立、扩大、融会、潜藏等四个时期，这也是哲学生命成长的过程。
（《老子》第四十八章）减损知、欲、有为，才能照见大道。具体地说，中国哲学关注的主要问题：一是人与至上神天、帝及天道的关系，人与自然或祖宗神灵的关系，即广义的天人、神人关系。
宇宙、人生的真谛与奥秘，是剥落了层层偏见之后才能一步步见到的，最后豁然贯通在人的内在精神生命中。也就是说，中国没有哲学史，只有思想史。
不同时代的人，面对自然与人为环境的挑战有不同的应对方式。二是人与宇宙天地（或地道）的关系，指向宇宙论，尤其是宇宙生成论的问题，包括今天讲的人与自然的关系。然真美之自身，亦是一种善。就天人关系而论，从屈原《天问》提出上下未形，何由考之等一百七十多个问题，到庄子、荀子关于天人之际的追问与辩说，再到唐代柳宗元的不相预、刘禹锡的交相胜的解读，关于天与人及其关系的讨论热烈且有深度。宋代以后，问题的重心转向了理或心。理学的太虚、一两、天地之性、气质之性、天理、理气、心性、格物、致知、持敬、居敬穷理、理一分殊、心统性情、道器、理欲、工夫、本体、乾坤并建、两端一致、内圣外王等。
人性问题历来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且讨论激烈的话题，古今中外皆然。五是言象意之间的关系、象数思维、直觉体悟的问题。
作为研究者，我们一方面不一定完全了解自己的问题意识，另一方面又要力图了解研究对象的问题意识，因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问题意识的不对称，就会导致对研究重心进行客观定位时的诸多困难。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，关于人性的讨论也是众说纷纭。
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。百年来，数代学者筚路蓝缕，艰苦探索，确立了本学科的基本范式和格局。
他激赏当时人与弟子们的提问，把提得好的问题表彰为大哉问，如林放对礼之本质与本源的提问。与西方哲学相较，中国哲学存在其自身的特殊性，中国哲学中心论域的天人性命之学就是西方所罕有的。问题意识指认识活动中的怀疑、追索的心理状态，是推动研究的关键。玄学的有无、本末、体用、动静、言意、孔老优劣、自然与名教。
（唐君毅，第232页）唐君毅开拓精神空间，成就成德之教，以立人极的文化哲学，在融摄、消化了中西哲学之后建构了理想主义的真善美统一的文化哲学。这是迄今为止，我国学术界出版的较为完备、详实的中国哲学通史性著作。
我们不仅一般地肯定中国哲学的独特性或主体性，还特别重视中国哲学在世界在未来的意义与价值，即中国哲学中有的理论、观点、方法的普遍性和普世价值。无为而无不为，即不特意去做某些事情，依事物的自然性，顺其自然地去做。
纯化为范畴史，泛化为文化史，要让二者保持一种张力。专卷以民族哲学研究与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为基本出发点，将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纳入中国哲学的未来之路，以形成涵盖各民族哲学的中华民族哲学新传统。
中国哲学的理论、观点、方法具有丰富的普世价值。此诸活动，或关于真理，或关于美，皆不直接关于道德上之善。《中国哲学通史》的研究与撰写主体是当代中国人，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华古今哲学思潮、流派、人物与典籍，这里包括了各兄弟民族。汤一介曾将中国古代经典的诠释概括为三种路向：一是历史事件的解释。
人与天地万物是共同体，这就把人类的生存，与其他类的生存联系起来了，把人类共同体在空间上拓展了，在时间上延长了。学术工作者还应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，把真善美结合起来，这样才有史德，以史德统帅史才、史学、史识。
唐君毅说：吾人皆可有开拓此心量，以由小至大之道。以下我从五个方面来论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问题。
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绘事后素，指先有白底子，再有图画。我们应以同情的理解，或理解之同情，以钱穆所说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研究的对象，不能居高临下、简单粗暴地对待哲学史上的思潮、流派、人物与典籍。
